部分高校圖書館借閱量逐年下降,引發對“大學生不愛看書”的擔憂
——高校圖書館怎樣提升吸引力
夕陽漸沉、蒼林夾道,縷縷余暉灑在青瓦紅磚間,靜臥於嶽麓山腳下的老圖書館顯得古樸而淡雅。湖南大學博士生任鵬總喜歡挑這個時間來此讀書,徜徉其中、神交古人。“圖書館的氛圍讓人很享受,不帶目的去閱讀,才能真正進入審美狀態。”任鵬感慨,“不過現在喜歡看紙質書的人並不多,大家更習慣使用手機、電腦閱讀電子資料。”
2024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再次強調“深化全民閱讀活動”,大學生閱讀也受到社會各界關註。近期,有關“高校圖書館紙質書借閱量下降趨勢明顯,大學生不愛讀書了嗎”的話題在網上引發熱議,有人認為這是正常現象,有人對此產生憂慮。這一現象背後的原因何在?高校圖書館如何調動多方資源,為共築書香校園添續力量?
春暖花開日,正是讀書時。記者走進大學校園,探訪有關閱讀的故事。
大學生真的不愛讀書了嗎
任鵬今年23歲,是一名控製科學與工程專業的理科生,但他對文史書籍很感興趣,每年從圖書館大致借10本書。記者隨機詢問了幾位與任鵬同齡的在校大學生,發現他們每年借閱圖書平均不超10本,有人坦言一年內未曾借過書。
大學生圖書借閱量到底如何?湖南大學圖書館年度閱讀報告顯示,2019年、2021年、2022年該館圖書流通量分別約為53萬冊、35萬冊、26萬冊。記者又查閱了中山大學圖書館2019年至2022年的圖書外借總量,分別約為68萬冊、52萬冊、37萬冊。相關數據顯示,昆明醫科大學、西南科技大學等高校圖書借閱量同樣逐漸減少。2022年江蘇省高校圖書館發展報告有明確統計,館均紙質書刊外借量從2017年的9.82萬冊下降到2022年的3.58萬冊,呈持續減少趨勢。
“高校紙質書借閱量逐漸減少是正常現象。”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耀世長聘教授王君超是一名圖書館文化愛好者,在進入高校教書前還做過聯絡國家圖書館的“跑口記者”。他認為,伴隨高校圖書館電子資源的不斷豐富,學生可以很快獲取知識與信息,紙質圖書借閱量自然會減少,但這並不能直接證明大學生不愛讀書了。“比如,我在課上要求學生閱讀的參考資料,很多都會提供電子版或在線鏈接。”
任鵬也會用電子產品瀏覽學習資料、獲取信息資源。“電子書很方便,既不占空間,也不用額外付費。使用校園版讀書軟件可以免費看書,動動手指就能把好文章保存進手機裏。”他表示。
紙質書借閱量減少的同時,電子圖書閱讀量卻在迅速增長。以湖南大學中文數字資源下載量為例,2021年為905萬次,2022年為2357萬次。浙江省社科聯2022年公布的有關“大學生閱讀狀況”的調研顯示,浙江省大學生紙質圖書的人均閱讀量為8.48本,電子書的人均閱讀量為13.5本。
不過,武漢大學學生李果發現,周圍有不少人對深閱讀不太感興趣,那種“短平快”且經濟實惠的電子產品更容易讓人沉迷。
“紙質閱讀和電子閱讀各有利弊,但長期的‘碎片化閱讀’值得警惕。”湖南大學中國全民閱讀研究中心主任劉舸認為。
“一些網站、公眾號、短視頻平臺為了攫取流量,多會提供淺顯易懂、無需過多思考的信息,完整、系統、深度的論述與作品卻不常見。”劉舸表示,長此以往,這些碎片化信息會損害學生的閱讀專註力,提升他們的閱讀刺激閾值,甚至讓人形成閱讀惰性,降低對經典書籍的理解能力,造成知識結構狹窄化、知識儲量淺薄化等問題。
圖書借閱量緣何不斷下降
記者在探訪中發現,高校圖書借閱量下降的同時,入館人數卻居高不下,很多館區常出現“一座難求”的現象,更有部分學生開啟了“淩晨線上搶座”模式,讓“泡館”成為一種生活常態。
那麽,“沉浸”在圖書館中的大學生都在做什麽?
湖南大學圖書館老師黃筱玲在館裏工作了30多年,她觀察到,在圖書館學習的學生中,大約一半是為了準備考試。“館內有一個‘約定俗成’的自習室,每天一早6點半開門,晚上10點半關門,座位常常供不應求。”
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館長王瓊發現,入館學生中自主學習的最多,其次是借閱圖書,再次是開展研討等活動。“我們為學生準備了存包櫃。在秋季申請存包櫃的讀者中,寫明考研考博用途的人數占全體申請人數的31%。”
不少受訪者坦言,當下大學生正面臨諸多現實壓力,部分人更願意將時間投入考試、實習等具有較強“實用性”的事情中去,認為去圖書館借書、無目的性的閱讀並不能在短時間內帶來實實在在的效益。
與此同時,對於想要從圖書館借書的人來說,借閱圖書的過程也並非一帆風順。
作為圖書館常客,李果十分關註圖書館的發展。她調侃自己是一個“建議專家”,常常針對圖書館服務質量改善提出具體意見,例如“新書上架慢”“找不到自己想讀的書”等。
“我之前很想看女性文學類的書,但查閱顯示,我想借的書一直在訂購中;有時想找不同版本的書籍,也會發現不太齊全;一些國外小眾作家的作品就更少見了。”李果說。
黃筱玲對此也很有感觸:“有時候,購買紙質圖書經費有限,但每年出版的新書又非常多。為了滿足學生訴求,我們會在‘保品種、減復本’的基礎上,買更多數字資源作補充。比如,一種新書的復本是1到2本,有時放在主校區,分校區可能就分不到。學生查閱不到,就得通過文獻傳遞或者電子書來做替代性閱讀。”
通過訪談和查閱文獻,記者了解到,當書籍上架之後,如果一定時間內沒有借閱量,就會被界定為“零借閱”圖書,它與館藏資源供需、分配情況有直接關系。
以西部某師範學校藏書情況為例,學校為了擴大圖書種類的覆蓋面,增加了工業技術、醫療衛生類等專業性圖書,但圖書與大部分讀者的閱讀需求、專業適配度不相符,導致了圖書供需的結構性失衡。相關書籍借閱量較少,成為“沉睡”的資源,帶來儲存空間與資金費用的雙重浪費。
一些受訪者也表示,高校圖書館在改善服務、促進發展方面存在一些普遍性問題,比如“人才”與“經費”的壓力。
“在編人員逐年減少、年齡相對偏大、專業人才不足。一些具有拓展性、創新性的業務又需要有專業性的人才來承擔,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館內業務的發展。”黃筱玲說。
“圖書館在采購各類文獻上存在一定壓力。”王瓊認為,一方面,選擇適宜學科發展和教學科研需要的文獻資源,需要花費大量人力開展調研和統計分析工作;另一方面,數據庫購買價格急劇增長,使原本緊張的文獻經費捉襟見肘。在外文數據庫采購時,匯率的變化也會影響館藏決策。
讓“萬畝書田”滋養青年學子
任鵬也有“借書而不得”的時候。一次,他特別想借一本管理類圖書,在主館與分館中尋摸了好久,卻一無所獲。幾天後,他發現圖書館微信公眾號裏“上新”了一個活動——“新書閃借”。他好奇地點擊網頁,輸入個人學號、密碼,按照提示搜索書名、下單,竟然免費訂購成功了!2天後,他收到了這本新書。
據了解,湖南大學圖書館升級“新書閃借”服務後,讀者可以在線上自主選擇所需圖書,采購費用均由圖書館承擔,讀者收到新書後,在30天內閱讀並歸還圖書館即可。記者了解到,河南大學、東南大學等高校也開展過類似活動,為師生量身定製“你借書、我買單”的服務模式,在滿足個性化需求的同時提升館內服務質量。
如何進一步優化采購環節?王瓊建議,由學科專家和讀者代表組成選書團隊,提供專業建議,保證圖書的學術與使用價值。及時關註新興學科領域發展,提高藏書的先進性和時效性。利用借閱量、閱讀偏好等大數據信息,為采購決策提供參考依據,適應學科發展的需求。此外,通過紙電一體化采購、加大電子圖書購買數量等方式來回應讀者要求,適應信息時代的閱讀需要。
黃筱玲對一次活動印象尤深:“學校請了北京法學界的一位專家前來開展講座,當時現場座無虛席。當月閱讀統計數據顯示,法律類圖書借閱量較平時有一定增加,這也表明學生的閱讀興趣有一定的可引導性。”
記者發現,引導學生參與校園活動,對盤活館藏資源、拓展閱讀空間有一定推動作用。比如,針對“零借閱”書籍,北京師範大學曾舉辦過“深巷好書”活動,一些思想深邃、底蘊深厚的“舊書”抖落塵埃、再現光彩,引來學生關註。又如,北京大學圖書館推出的“中華文明知識競賽”,引導學生溫習知識、博覽群書,增強文化自信。
“我們需要考慮如何讓讀者、作者、文本之間建立有機聯系,而不至於讓青年在讀書時產生‘疏離感’,只會尋章摘句甚至望文生義。”王君超認為,圖書館可以多舉辦一些編讀見面會、分享會、觀點辯論會和新書推介等活動,也可通過“真人圖書館”等圖書理念創新做法,構建起引領高校文化建設的“實體公共領域”。
2021年,教育部提出要鼓勵一批高校試點建設“未來學習中心”,為高校圖書館數字化轉型提供發展契機。“我們應該根據未來教學和科研需要,在提供優質數字資源、打造智慧圖書館方面進行創新,從而建設集智慧服務個性化、教學支持專業化、學習場景多樣化於一體的新型學習空間。”王瓊對此充滿期待。
從全國範圍來看,相關政策舉措正逐步完善:2020年,中宣部印發《關於促進全民閱讀工作的意見》;2023年,教育部等八部門印發《全國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實施方案》。此外,國家還通過設立專項資金、創新服務載體、建立長效機製等方式凝聚社會多方力量,為青年群體專註閱讀供給源頭活水,讓高校的“萬畝書田”更富勃勃生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