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1958年1月定稿的《工作方法六十條（草案）》中，毛澤東鮮明地提出“文章三性”。與其他文章略有不同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對寫作背景、目的、過程等作出簡要說明，並指出：“這裏講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，有一些是工作任務，有一些是理論原則，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。”他還很具體地談到準確性、鮮明性、生動性的問題。他說：“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確，判斷恰當，前後一貫，合乎邏輯，再就是文字生動，講究一下詞藻。”

在1958年1月定稿的《工作方法六十條（草案）》中，毛澤東鮮明地提出“文章三性”。與其他文章略有不同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的開頭對寫作背景、目的、過程等作出簡要說明，並指出：“這裏講的也不完全是工作方法，有一些是工作任務，有一些是理論原則，但是工作方法占了主要地位。”他還很具體地談到準確性、鮮明性、生動性的問題。他說：“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確，判斷恰當，前後一貫，合乎邏輯，再就是文字生動，講究一下詞藻。”

準確性是邏輯問題

關於準確性的問題，即概念、判斷、推理的正確與否，涉及形式邏輯和辯證邏輯。概念、判斷、推理是邏輯學上的三個名詞，概念是否明確、判斷是否準確、推理是否正確，均屬於邏輯問題，既講辯證邏輯，又講形式邏輯。一篇文章中對個別的簡單的事情往往會有判斷，看字句對不對，看數目準不準，然後作出肯定或否定，或者看推理對不對，這是形式邏輯講的同一律、矛盾律、排中律的問題。可見，涉及簡單問題的判斷和每句話的判斷、推理關系，均屬於形式邏輯。文章中較大範圍的事實的判斷，涉及根本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，則屬於辯證邏輯。這是撰寫文章的根本性問題，基本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必須正確，如果基本的東西都是錯誤的，文章就沒有寫下去的必要。而解決這一根本性問題的方法，便是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，堅持一分為二看問題，分析文章正反兩個方面。

《工作方法六十條（草案）》提出：“準確性屬於概念、判斷和推理問題，這些都是邏輯問題。鮮明性和生動性，除了邏輯問題以外，還有詞章問題。”實際上，毛澤東提出的文章和文件“三性”，與我國先哲所講的義理、考據、辭章是相通的。所謂義理，就是講道理，有見解；所謂考據，是指所依據的事實和引用的材料要準確；所謂辭章，則指好的表現形式，首先是文章的語言，其中還涉及章法和風格，簡言之就是文筆要好。

概念相當於詞，是不是明確，需要看自己的說話是否符合所代表的客觀東西。那麽，概念作為人的思想的基本工具，又是如何形成的呢？1937年7月，毛澤東在《實踐論》中對這個問題有過明確回答：社會實踐的繼續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，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（即飛躍），產生了概念。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，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，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系，而是抓著了事物的本質，事物的全體，事物的內部聯系了。

判斷相當於句，有了幾個概念就可以作判斷。判斷對不對，需要看前後次序對不對，有沒有條件，是否可能。

推理相當於兩個以上的句子，從這一句話引到那一句話，如由第一句話引到第二句話之間的關系就是推理。當然，不是所有兩句話之間都存在著推理的關系，但很多時候是有的。

人們常說的“讓我想一想”，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出判斷和推理的過程。概念是判斷、推理的前提條件，只有前提條件成立，才能得出正確結論。

鮮明性是觀點和材料的統一

關於鮮明性的問題，首要的是觀點和材料的統一。《工作方法六十條（草案）》第32條中提出：“把材料和觀點割斷，講材料的時候沒有觀點，講觀點的時候沒有材料，材料和觀點互不聯系，這是很壞的方法。只提出一大堆材料，不提出自己的觀點，不說明贊成什麽反對什麽，這種方法更壞。”這兩種“壞”，雖然是針對開會的方法來講的，但對於撰寫文章同樣適用。我國是文章大國，關於如何撰寫文章有句老話：夾敘夾議。議就是觀點，敘就是材料。觀點是一個判斷，是推理來的，推理又是從材料中得來的。所以說，文章的鮮明性源於觀點和材料的統一性。

寫文章好比蓋房子，科學布局、合理設計、用料適度，房子才會實用、美觀、經濟，這就需要妥善安排材料和觀點，使之具有一定的“適配性”，從而互相作用、相得益彰。如果一段文字全是觀點沒有材料，或者盡是材料沒有觀點，叫人看不清楚，這就是不鮮明，就會讓人雲裏霧裏、迷失方向。對於初學寫作的人來說，應當盡量做到一段文字說明一個觀點，用一手的材料來證明這個觀點，這段文字就會鮮活起來，看起來就很幹凈。

當然，一篇文章僅僅觀點和材料相統一還是不夠的，觀點不突出還是不鮮明。每篇文章都有其寫作目的和總的要求，主要觀點就要像一面旗幟，必須鮮明、突出。如果主要觀點想拿出來又不想拿出來，“千呼萬喚始出來，猶抱琵琶半遮面”，文章就不可能鮮明。

人的觀點都是事實的反映，文章無非是為了說明觀點、宣傳觀點。而宣傳觀點先得讓人相信這個觀點，這就得講一些事實。而事實源於材料的真實，話語表達的客觀。所以，寫文章一定要把材料盡量搜集全面，論據盡量做到周延。這只要有意識地註意，是一定能夠做到的。

生動性是抽象中穿插感情

關於生動性的問題，重在抽象的論述中加些不抽象的東西。純粹抽象的，就像數學題一樣，一道道列下去，怎麽也不會生動，因為全部是抽象的。文章盡管是討論工作，講的道理、列舉的數目是抽象的，但可穿插一些具體人物、具體單位、具體事實，文章就不會那麽沉悶了，反而會“活”起來。

文章要生動，就要有感情，指的是講一件事情的時候自己內心感情的自然流露。1945年4月，毛澤東在《論聯合政府》中指出：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，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裏難過，難道我們還有什麽個人利益不能犧牲，還有什麽錯誤不能拋棄嗎？請看看，這番話講得多動人！寫文章就要有這樣的手法。當然，帶感情的話決不能改變歷史事實，更不是堆砌華而不實的形容詞。

怎樣才能講出帶感情的話，讓文章有血又有肉？無論內容的敘述方式還是措辭，在莊重和規範的前提下，理應讓人感興趣、願意讀。對此，毛澤東在《反對黨八股》中有過說明：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，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、切實有力的話，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。

文章的語言應該有一定的形象性、有變化，多用通俗生動的群眾性語言。1946年5月在《關於土地問題的指示》中，為表明中國共產黨“堅決擁護廣大群眾這種直接實行土地改革的行動”立場後，毛澤東用了五個“不要害怕”的排比句：各地黨委在廣大群眾運動面前，不要害怕普遍地變更解放區的土地關系，不要害怕農民獲得大量土地和地主喪失土地，不要害怕消滅農村中的封建剝削，不要害怕地主的叫罵和誣蔑，也不要害怕中間派暫時的不滿和動搖。寫到這裏，我們黨在土地問題上鮮明而決絕的立場躍然紙上，猶如在鋼材中加入適量的錳，大大提高了鋼材的強度。

“文似看山不喜平，畫如交友須求淡”，出自清代詩人袁枚的《隨園詩話》。其大意是說，寫文章好比觀賞山峰那樣，喜歡奇勢迭出，最忌平坦。誠然，寫文章不僅講究謀篇布局，還需註意行文的跌宕起伏、一波三折。如果一篇文章沒有幾個問號和感嘆號自然就會枯燥些，情感變化不大就難以生動。文章要有些情緒，如引用兩句古話，增加些許色彩，格式不時變化，每個部分呈現不同邏輯。當然，寫文章僅有這些方法還是遠遠不夠的，但註意並做到了就會讓文章“動”起來。

《工作方法六十條（草案）》第37條中提出：“做經濟工作的同誌在起草文件的時候，不但要註意準確性，還要註意鮮明性和生動性。不要以為這只是語文教師的事情，大老爺用不著去管。”這是對寫文章的要求，更是期待好文章越來越多。我們讀四卷本《毛澤東選集》、八卷本《毛澤東文集》、十三卷本《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》可以看到，毛澤東正是通過“準確性、鮮明性、生動性”，建立起文章的中國氣派、中國風格。